作为俄语诗人，布罗茨基年少成名，在列宁格勒地下文学圈很早确立了地位。他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家的座上宾，深受器重。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，由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，受到英美斯拉夫学界的瞩目。以赛亚·柏林说，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，“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”。纳博科夫读了长诗《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》，说此诗“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”，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（牛仔裤在1970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）。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，始终欣赏其“杰出的诗艺”。在俄国，诗人拥有崇高地位——即便是在苏联时期，普希金的荣耀也似乎仍可触及——而在俄语诗歌的精英小圈子里，布罗茨基正是被视为普希金的继承人。

约瑟夫·布罗茨基（1940-1996），俄裔美国诗人，1986年获美国国家书评奖，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1991年获选“美国桂冠诗人”。代表作品有诗集《诗选》《词类》《致乌拉尼亚》，散文集《小于一》《悲伤与理智》，散文《水印》等。

【资料图】

布罗茨基在西方的名声却并非完全来自诗歌，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经历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因写诗而获刑，罪名是“社会寄生虫”。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。克洛德·西蒙的小说《植物园》，描写了诗人在北方劳改营的一张照片及审判的片段场景。库切的自传体小说《青春》，主人公在伦敦通过BBC电台收听布罗茨基谈话，幻想着如何跟劳改营里的诗人取得联系。囚禁中的诗人成了献身缪斯的英勇化身。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博弈，给他打上一束强光，造就其“流亡诗人”的显赫名声，这是他领受的一份苦乐参半的命运。他于1972年流亡西方，此后没有再回祖国。一家人至死未能团聚。

摘编 | 张进

来源：新京报书评周刊

本文出处：《部分诗学与普通读者》

作者：许志强

版本：浙江大学出版社·启真馆 2021年12月

因一场审判案而举世瞩目

列夫·洛谢夫在为诗人撰写的传记中讥讽道，逮捕和审判布罗茨基，在政治上是措置不当的，把一个原本不具有社会影响的青年诗人抓起来判刑，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，最终还得由最高当局出面，把诗人请走了事，弄得颜面尽失，实在是愚蠢的官僚行为。

诗人1972年前的诗作，题材多为爱情、离别或孤独，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，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。在这种高压下，作家的创作空间确实是太小了，不仅物质安康难以保障，还动辄有性命之虞。布罗茨基在《空中灾难》一文中说，苏联地下作家的生存状态不正常，“较好的政治制度的国家里”的作家（诸如君特·格拉斯、米歇尔·布托尔等）所占据的那个“中间地带”，在苏联根本不存在：他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要么在美学风格上自动撤退，抑制其形而上能力，降低艺术追求；要么成为读者数量极少的实验作家，期望未来所谓的公正评价，靠作品偶尔在境外出版聊以自慰。这样说来，布罗茨基本人算是特例，因一场审判案而举世瞩目，得以成全“流亡诗人”的功名，这是不幸中的幸运。

布罗茨基，1970年。

如今，这位流亡美国的诗人已经作古。谈到那段尘埃落定的历史，人们是在回顾那一代俄国作家的艰难命运时，才重温他们经历的“历史性梦魇”。《小于一》这本书，通篇弥漫着冷冽硬朗的铁灰色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作者的那种经历。两篇自述生平的文章，像是用防腐技术加工的一种自然主义叙述，将乏味贫瘠的苏维埃生活环境刻画出来，读来令人难忘。《一个半房间》写到两只乌鸦，在叙述的间隙萦回不去，似乎暗示作者父母的亡灵；该篇凝练压抑的笔调渐渐传达出某种挽歌的调子。挽歌总是倾向于失去，诉说死亡和丧失，与设想其存在的亡灵展开对话。这是一种有意压制、冷峻而感人的叙述，其铁灰色基调显示了高度理智，也源于被政治放大的日常生活毛细孔的粗劣灰暗。所谓的挽歌其实也是破碎的，总是断断续续，像是被实质性的死亡和丧失绊住了脚。

《小于一》最富画面感的两篇回忆文章，把极权政治造成的伤痛展示给人看，用的是反讽而克制的态度，文笔有点乔治·奥威尔的味道，手法带有巴拉丁斯基的影响，后者的比重更大一些。也就是说，作者倾向于评述而非叙述，给既有的悲剧生活添加冷静的评论，而不仅仅是一种回忆和介绍。这种手法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。诗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受害者看待（他只字不提劳改经历），而是用反讽的镜子照见灵魂冻结的形象。作者在谈到巴拉丁斯基的创作时曾说，后者的诗歌主题总是“远离灵魂的完善”，而诗人必须“遵照自己的体验抒写这个灵魂”。这是他总结的公式。他从巴拉丁斯基的诗歌中看到一种“近乎加尔文式的勤勉”，加尔文式的严谨的自我审视。对个体灵魂不完善的意识，某种程度上能够造就良知的清醒和敏锐；换言之，当良知出现裂缝时，诗人也不用金线丝绣缝补（充其量是填塞稻草）。总之，这种趣味并不强调主观和自我辩护；和加缪式的存在主义相比，其“远离灵魂的完善”也更具有内心真实的意味。

与集子同题的文章《小于一》，标题即在指示这种创作哲学。“小于一”（less than one），有中译者译为“少于一”，这个译法不准确。照列夫·洛谢夫（Lev Loseff）在《布罗茨基传》（刘文飞译，东方出版社2009年）中的解释，less than one是出自one is less than one这个句子，意思是说“你小于你自己”或“人小于他自己”，此处“一”是指“一个人”。所谓“人小于他自己”，是指人通常的存在远离灵魂的完善。可以说，该篇主题的展开，举凡形而上的省思，涉及美学、文化、伦理，涉及记忆的功能和生活状态的评述，均发端于这种意识。《小于一》那种破碎的挽歌，断断续续的语体和节奏，也是从“远离灵魂的完善”这个主题发展出来的。

散文和评论体现“智者风范”

布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，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，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，显得耐人寻味。超越不是来自某个道德高姿态，不是用虚构手段获取缓解或抚慰（《小于一》谨守其反虚构原则），而是取决于某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文学表述。布罗茨基最佳的诗歌和散文，都是在勉力追求这种表述。

尽管其诗歌才华得到公认，在主流和非主流文学群体中，他也被视为某种“另类”。正如爱莲娜·施瓦尔兹等人指出的，其语言的形而上追求给苏俄诗歌带来“完全不同的新声，乃至完全不同的新的思想方式”，但俄国文学倾向于热情洋溢的“倾诉”和“抚慰”，似乎不太适应那种偏好反讽和分析的抒情风格。他的散文和评论同样体现一种“智者风范”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他也是通过文学评论文章，对自己的形而上倾向作了一番阐释。

《小于一》收录的文学评论，以介绍俄国诗歌的篇章最为著名，对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、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创作进行导读性评论，每一篇都堪称精警动人，气度不凡，正如库切所言，“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布罗茨基的拿手好戏”。如果说批评的真谛是在于说教，布罗茨基这些文章则称得上美学说教的典范，像占据布道讲坛，以独白语气在垂直穹顶下侃侃而谈。他的表述是由一个个瞬间高潮所组成的观念系列，行文带有一个上扬的态势。分析透辟凝练，形成语义严密的批评文本，对实用主义廉价说教不屑一顾。用语偶尔有点怪诞，诸如“加速度”“公分母”“乐器法”“纵膈”等，像从百科全书采撷的语汇，甚至还有略显突兀的俚语和俏皮话，这是沿袭其诗歌创作中巴洛克（英国玄学派）式的智巧手法，追求奇崛与不谐和效果（库切的《布罗茨基的随笔》一文对此作了错误分析，见库切的《异乡人的国度》，汪洪章译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）。其诗学说教铺张扬厉，有时浓缩如格言，结论总是直截了当，不容置辩，诸如“美学是伦理学之母”“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”“声音优于现实，本质优于存在”等等。其诗学理念趋向于某种原教旨主义语言观：“诗歌乃是语言否定自己的质量和引力定律，乃是语言在向上追求——或向一侧追求——创世文字的开始之处。”而以下这句话是对诗歌生成的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定义：“记忆通常是最后才离去的，仿佛它努力要保存对离去本身的记录似的，因此一首诗也许是最后离开一个人呢喃的双唇的遗言。”

布罗茨基的诗学表述含有犄角推进式的形而上倾向和力度。他强调语言的超越性功能，认为诗歌是探索语言极限，诗歌是一种加速的思想，而韵律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。“精神加速”这一概念，成了他衡量诗人的工作及其启示性能量的指标，这么做恐怕也会造成某种局限，使其笔下的阿赫玛托娃、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带有较为浓厚的布罗茨基意识。不过，从这种混合着教义和激赏的解析文字中，读者的收获仍是难以估量地多。他让人透过分析性语言的局限，抵达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启迪和精髓。

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

可以说，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，其本质在于说教而非论证。是把人带往彼岸的运载工具，也是他从彼岸回归的现身说法。当然也是文化论争中的回应、反驳和论战的产物。除非站在他那个高度，拥有那样精深的诗歌修养和实践，否则无从产生这些灵感洋溢的篇章；而灵感总是和某种教义结合在一起的，正如使徒保罗的体内被充实的那些东西。因此，布罗茨基的批评文字浸透俄国式的救赎和激情，这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几乎要失传的一种精神在场，委实引人瞩目。

布罗茨基抵达西方，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，他所面临的是一种反对精英、解构经典的总体知识气候。从苏联来到后现代美国，看来诗人得经历某种“时间错置”（anachronism），这也使他的俄罗斯人特点变得更为鲜明。他强调精神等级，藐视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，为文学写作提出严苛标准，声称写作是为了与过去时代的大师看齐，认为“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，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”。他的立场与流行的英美文学批评风尚大异其趣。与其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精英主义趣味，不如说是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。

《小于一》除了介绍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，评述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普拉东诺夫等人的创作，还以不少篇幅评论欧美诗人，包括奥登、卡瓦菲斯、蒙塔莱和沃尔科特等；尤其是关于奥登的两篇文章，《取悦一个影子》和《论W. H. 奥登的〈1939年9月1日〉》，是分量颇重的阐述。这两篇文章把作者诗学传统的另一侧面交代得很清楚，阐明他所谓的伦理和美学“更高标准的来源”在其生活和创作中的意义。奥登（还有弗罗斯特、哈代等）是对他影响至深的英语诗歌大师。事实上，收录在他另一部随笔集《悲伤和理智》（On Grief and Reason）中的文章，其行文的优雅、反讽和平衡，就有点奥登的风味。晚期的布罗茨基融入英语文学传统，也越来越像晚期中产阶级文明的诊疗师，谨慎地抑制“怀疑”， 委婉地表露“爱”和“慷慨”，而这也可视为他学习奥登，勉力“取悦一个影子”的尝试。

维特根斯坦在其《文化和价值》（许志强译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）中说，“传统不是一个人能够学习的东西，不是他想要的时候就能捡起来的一根线；就跟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宗一样”；“缺乏传统的人想要拥有一个传统，就像是一个人悲伤地去恋爱一样”。

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维特根斯坦的话也都是一个中肯的告诫。以布罗茨基而论，“悲伤的恋爱”或“快乐的恋爱”也许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，归根结底，诗人的决定性意义总是在于语言发端的一个字词或韵脚。所谓“声音优于现实，本质优于存在”，这个看似高傲的形而上断言实质指向某个谦抑的位置，即诗人只是理念或声音的占用者，其存在等同于一种内在流亡状态。传统可以是一种实际拥有，也可以是一种理念式占用，某种程度上讲，其主动选择的意义并不小于自发拥有的意义。如果说此种选择的形而上向度是标志着精神痛苦（正如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），那么它也意味着理念式占用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有待展开的方式，可以展示为某种“时间错置”的心理景观，某种个体和文化的深刻关联。

迷恋语言、思想精美的怀疑主义诗人

《小于一》的语言和思想跨度之大，部分是源于东西方传统的分离与交汇所制造的张力，给作者的表述注入超负荷的密度。集子中《逃离拜占庭》一文颇能体现这种特质。这篇旅游札记，中译长达47页，或许是该书写得最无把握的文章，主题之庞大，令人捏一把汗，却非常值得一读。它阐述作者心目中“文明”一词的含义，也就是一个“大传统”的存在对于他那样西化的俄国人所具有的意义。要理解这个“大传统”的本质，必须展示其浩瀚的谱系，从第一罗马帝国和第二罗马帝国说起，以基督教东扩和伊斯兰教西进为主线，辨析历史文化和伦理政治的复杂变迁，为此得扮演历史学家、人种学家的角色，这恐怕是作者难以胜任的，结果是写成一篇游记式独白，像一首散文体书写的长诗，用萦绕回复的螺线型抒情结构记录其伊斯坦布尔之旅，将文化形态学的复杂思考转化为一连串包含恐惧和希望的心声。

作为一名西化的俄国人，布罗茨基的认同和希望是指向第一罗马帝国的遗产，即由罗马法律和罗马教会的结合中演变的一个伦理政治体系，孕育出西方关于国家和个人存在的观念基础。他所恐惧和排斥的是第二罗马帝国的历史后遗症，即君士坦丁的东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，不仅使得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分离，还让东方教会与亚洲父权社会及其伦理风尚融合起来，而这种父权伦理的本质是“反个人主义”，“认为人类生命在本质上不足挂齿，即是说，缺乏‘因为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人类生命是神圣的’这个理念”。和叶芝的名诗《驶向拜占庭》的主题相反，布罗茨基的文章正如标题所示，其主题是反感和逃离：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注定无法脱离拜占庭；作为“地理的受害者”，作为“第三罗马帝国”（即苏联）的昔日子民，他对眼下的伊斯坦布尔其实不感兴趣；他的到来是为了清算和诀别，一个地缘文化作用下象征着逃亡的姿态。

布罗茨基

布罗茨基对君士坦丁的心理意识的描写究竟有多少历史依据？历史学家和基督教学者能同意他的观点吗？他那富于天才气息、如履薄冰、恢弘而尖刻的论述，是否有一定的代表性？素来欣赏布罗茨基的索尔仁尼琴，对此文大为不满，认为这是在污蔑东正教会。此种非议也体现了俄国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。布罗茨基的立场不能算是孤立，对俄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非西方因素的清算，索洛维耶夫、高尔基等人甚至有更露骨和尖刻的表述。稍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布罗茨基尊崇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而后者却属于斯拉夫派；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拜读过这篇长文，也会愤然加以拒斥吧？

文明的理由，布罗茨基声称，就是要去“理解一个人在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自主性”。在《毕业典礼致词》一文中，他给出抗拒邪恶的方案，是“极端的个人主义、独创性的思想、异想天开，甚至——如果你愿意——怪癖”。

这是一种剔除了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解决方案，体现自由主义的文学启蒙意识。布罗茨基是迷恋语言、思想精美的怀疑主义诗人，不是安·兰德那样的西方政治伦理的热情辩护士。他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的辩护，有其创作和生活经历的依据，源于美学和伦理的抉择。《小于一》一书通篇是在阐述这一点。

他和索尔仁尼琴的分歧还在于，面对其共同经历的“历史性梦魇”，他的态度是存在主义的，而后者是传统现实主义的。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主要在于，他接受西方理性主义，尽管也怀有疑虑，而后者则表示嘲弄和憎恨，对任何基于理性主义的世俗化解决方案均予以否认。

布罗茨基对文化大传统的追索值得肯定。但也未尝没有带来某种疑虑。作为“第三罗马帝国”的历史产儿，他强调的个体独特性和自主性，就启蒙的逻辑而言，是否更多是意味着某种“共性”的实现？所谓“个性”，是否仍为事物有待形成的一个弥散的幻影或虚无？

此类疑虑，作家尤难回避。布罗茨基的回答则显示诗人本色。他说：“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，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。”

理念的占用或独白，自有其非同凡响的精神意义。如此说来，流亡乃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命运。

2015年